2025年7月22日凌晨2點，柳江區(qū)一企業(yè)簡易工棚內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撕裂了夜的寧靜。濃煙翻滾，烈焰沖天，瞬間吞噬了狹小的空間，韋某年輕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那個慘烈的夜晚。

這場猝不及防的災難，瞬間點燃了受害者家屬與包工頭吳某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導火索。悲憤交加的韋某親屬，將矛頭直指吳某以及提供住宿的企業(yè)，認為二者在安全防護與用工管理上存在不可推卸的重大疏漏。吳某則滿腹委屈，強調自己同為受雇者，經濟能力有限。企業(yè)則試圖在責任認定上竭力周旋。賠償數額的巨大分歧、責任劃分的尖銳對立、喪親之痛的洶涌悲憤……一場劍拔弩張、隨時可能引爆的激烈沖突，社會穩(wěn)定和諧面臨嚴峻考驗。

面對一觸即發(fā)的危局，成團司法所聞訊而動，調解員迅速組織雙方進行調解。化解此類涉及重大傷亡的賠償糾紛，不僅需要厘清冰冷的法條權責，更需要撫慰熾熱的失親之痛。

01第一天交鋒：責任歸屬陷僵局，法律宣講破堅冰

調解室內，氣氛異常凝重。老父親韋老伯怒斥吳某與企業(yè)“草菅人命”。吳某則反復強調自己作為小包工頭的不易：“我也是給企業(yè)打工的，工棚是礦上提供的，電路老化起火，我哪里管得了？這要我賠幾十萬，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？”企業(yè)代表則搬出《安全生產法》相關條文，強調企業(yè)已盡“一般性安全管理義務”，認為韋某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，也應承擔部分風險。

眼看雙方在責任劃分上陷入僵局，經驗豐富的調解員覃瑞坤敏銳捕捉到核心分歧點——各方對法律關系理解存在嚴重偏差。他果斷暫停爭論，將關鍵法條逐字逐句清晰解讀：“依據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， “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，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，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責任。吳老板請韋師傅開車，勞務關系明確，吳老板的管理責任不可推卸。” “同時，根據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及《安全生產法》相關規(guī)定，企業(yè)作為工棚的提供者和管理者，對場所安全負有法定保障義務。工棚存在明顯消防隱患并導致悲劇，企業(yè)主體責任不容回避。”這堂現場進行的“法治公開課”，清晰呈現出“包工頭吳某+企業(yè)管理者”雙重責任的法律內核。企業(yè)代表強硬的態(tài)度開始松動。

02第二天博弈：賠償金額起波瀾，親情紐帶初試探

厘清責任只是第一步。當調解進入具體賠償金額協(xié)商階段，巨大的鴻溝再次橫亙眼前。韋某家屬依據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關于人身損害賠償的規(guī)定，結合韋某年富力強、作為家庭頂梁柱的現實，提出包含死亡賠償金、被扶養(yǎng)人生活費、喪葬費及精神損害撫慰金在內的百萬訴求。然而，面對近百萬的總金額，吳某面露難色地說：“我認這個責任，可二十多萬……我砸鍋賣鐵也湊不出啊！”企業(yè)雖認可主要責任，但在具體分擔比例和金額上寸步不讓。

雙方仍舊僵持不下。調解員意識到，僅靠法律邏輯已難以打破堅冰，必須引入情感的催化劑。他決定采取“背靠背”調解策略。在單獨安撫韋老伯時，他輕聲提及吳某家中同樣困難，并拿出手機展示了吳某妻子為籌集賠償款四處奔走的焦急信息。“老伯，白發(fā)人送黑發(fā)人，這痛我們也感同身受。吳某有錯，但他也拖著一大家子，硬逼下去，結果可能不盡人意，還苦了更多無辜的人啊……。“

另一間調解室，調解員將韋老伯一聲聲撕心裂肺喊著“要兒子”的錄音播放給吳某聽。吳某聽后說： “我對不起韋弟！對不起孩子！我就算是傾家蕩產，也要籌錢賠付”。

03第三天破局：法理情三力交融，終迎握手泯恩仇

第三天上午，調解進入最后的攻堅。調解員綜合前兩日的法律辨析與情感觸動，提出了一個“企業(yè)主體擔責+吳某量力補償”的調解方案框架：企業(yè)承擔80%主要責任，賠償944000元；吳某承擔20%責任，賠償236000元，考慮到其實際困難，可分期支付。

經過幾天的不懈努力，溝通和疏導，調解終于結出碩果。當三方當事人在調解協(xié)議書上簽字并握手時，那是對逝去生命的告慰，更是對生者未來的一份莊重承諾。

成團司法所此次成功的調解實踐，生動詮釋了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在基層煥發(fā)出的強大生命力。它清晰地昭示：

法律是定分止爭的基石。精準運用《民法典》、《安全生產法》等法律法規(guī)，是明確責任、劃定賠償范圍的根本依據，為調解奠定了不可撼動的公信力基礎。

?親情是彌合裂痕的良藥。在冰冷的賠償數額背后，關注人倫親情，喚醒當事人的同理心與責任感，往往能打開僵持局面，實現從“對抗”到“對話”的關鍵轉變。

韌性是調解成功的保障。面對復雜糾紛和激烈對抗，調解人員必須具備“信心、愛心、耐心”和百折不撓的韌性，在法、理、情的多維空間里反復探尋最優(yōu)平衡點。

?“健全城鄉(xiāng)社區(qū)治理體系，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、化解在萌芽狀態(tài)”。成團司法所以法為據、以情動人，成功化解這起重大死亡賠償糾紛，正是對“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”的深刻踐行。